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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上去很有道理,可是跟我们刚才讨论的话题有关系吗?”陈撸鱼好不容易绕回来,才发现自己险些晕了。
“当然有关系。”权宝雅有些紧张,似乎后面的话是顾诚教她的,“如果没有品牌,这时候电影制造商就要具体分析:是哪些因素在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是决定票房收入的关键?
正如男人在网上买电脑。最容易量化和影响购买决策的,是cpu主频、内存、硬盘、显卡这些指标;而电影圈子里,容易量化和描述的指标主要是导演、影星,加上可描述的剧情、场景大小,这些属于容易被豆瓣网和人人网分享的内容,也能促成观众购票欲。
而最不容易被影评人和网红用语言文字描述的是什么呢?正是画面的特效细节。比如说赤壁,豆瓣上最热的影评或许会说梁超伟和陈建斌对决那场戏,烧掉了40条道具战船这个可以量化的指标,但影评很难抨击其中有六条船的建模完全一样,物理运动有多少穿帮的地方。
所以,常年累月下来,就逼得电影公司更愿意在那些影评人容易量化描述的方面花血本。在有限的总成本投入下,就只能把后期细节打磨这些不能影响观众购票的环节抛弃掉、粗制滥造。因为观众只有在买了票、进了电影院之后,才能亲眼看到这些细节上的瑕疵,而这时他已经花了钱,买了票,完成消费了。
华夏电影公司没有品牌效应,也注定了他们不在乎观众的忠诚度,每一部电影都当成了只要把观众骗进电影院就算的一锤子买卖。正如旅游景点的纪念品店都会宰客,因为他们知道客人一辈子只来消费一次,你给他好的体验也变不成回头客。
长此以往,就算好莱坞顶级特效公司的大门始终敞开着,拿着钱就能买到,大家也不愿意去买因为特效好不好,是要买了票,或者至少看过盗版之后才知道的。长此以往,观众也形成了心理预期:只要是国产电影,不管什么片子特效都是不好的。
而华夏电影的拍摄成本,也越来越倾向于把更多的钱花去作为片酬请明星、布设大场景这些方面在东夷和扶桑,演员和编导等人员片酬很难超过全片制作成本的一半,而在华夏达到70甚至80的钱用于请明星这是很正常的。”
陈撸鱼听到这儿时,竟然已经设身处地地陷了进去,觉得这番话好有道理。
确实,只有面对去精品店买东西的人,才能强调整体用户体验。
而对于在淘宝网上点鼠标关键词搜索性能指标买东西、去掉一切中间环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技术宅而言,他们是不需要用户体验的。
既然他们要的指标就是明星、烧掉多少道具,那就把钱花在明星这个刀口上好了。
一个领域的生产者如果都倾向于粗制滥造,往往不是因为从业者卑鄙,而是因为“哪怕他们做好了,别人也怀着恶意揣测他做得跟大多数同行一样坏”,是因为“我做好了,却没有一个大数据统计维度,来证明我做好了”。
正如当年日系车卖到华夏,底大杠材质比它们卖到欧美去的同款差太多。一方面固然要谴责扶桑车企偷工减料,另一方面也应该检讨国内的质检标准早期国内只测正撞强度,不测试侧撞和翻滚,扶桑人自然降低成本造侧撞不合格的车子。后来国标升级,也要测侧撞和翻滚了,扶桑车强度才有所提升,但总的来说还是“尽可能卡着法律的底限、做一个法律允许的的坏人”。
“那顾诚是怎么这个问题的呢?难道还是不计成本不顾回报地撒钱?”陈撸鱼消化了很久,还是想不出怎么解决。
陈撸鱼甚至不无恶意地揣测:莫非顾诚只是让权宝雅来帮他发发牢骚、实际上还是毫无解决方案?
“诚哥尝试了一下内部引入监督机制,模仿好莱坞的完片保险制度,弄一家类似保险公司的外部第三方机构收取一定的费用,确保电影可以完片,并且全程跟进摄制工作。
确保制作方在各个环节的投入比例符合当初项目报备时的预算案。如果前期超支过于明显,第三方机构有权剥夺导演的导演权,将剩下的钱和半成品片交给保险公司雇佣的导演拍完,并且确保包括特效、剪辑等后期制作环节的资金充裕度与预算计划相符。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培养国内行业自律习惯和产业信用的临时措施,没什么创意。这些制度好莱坞都已经有了,而且在国内要想实施还有非常大的困难,据我所知根据华夏的法律,并不允许民资办理保险公司,法律上也不存在这种经营业务范围的保险公司,一切都是空白。
从远期来说,诚哥希望建立一个国内的电影行业自律机构,大家建立起一套制作方信用值评估体系,愿意做品牌的制作方们,大家联合起来自愿加入、主动报备项目并申购保险,接受这个机构的监督。诚哥也会筹备一套电影公司的信用大数据采集平台,将每一次按预算比例完片或者未能按预算比例完片,都由一套中立的算法给出一定的信用分值增减就跟蚂蚁金服去年年底在支付宝上尝试推行的芝麻信用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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