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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辙就算将来要做产研大佬,有个顶级科研学府的招牌和人脉,也是大有用处的。
东海大学竺院这边,最顶层能拿的稳定、值钱交流名额,自然以斯坦福为最。
斯坦福虽然不是什么全球最顶级名校,却是全球产学研结合做得最好的。
这方面连MIT都不如斯坦福,毕竟往硅谷心脏帕罗奥图那一杵,近水楼台,多少硅谷科技公司都会优先找斯坦福孵化前沿科技苗子,几十年下来这个产研交流的氛围和圈子非常浓厚。
顾辙当然也知道这个道理,看吴丹青苦口婆心劝他,也是有点感谢的:“放心,就算只给前5%邱成桐奖学金,我这卷面成绩也够了,我又不指望只靠考试分数拿奖。这也是要综合评标的嘛。
我马上会发几篇论文,还会有一些自己设计的实验项目,要不你俩过来帮我搭把手?我正好需要人给我实验操作。
我可以分给你们一些论文第二作者,外加一些津贴,当然,科研的经济成果肯定是与你们无关的,事成之后的奖金倒是可以有。”
顾辙此言一出,吴丹青倒是没太大兴趣,而旁边始终埋头吃饭的孔超凡,倒是被激活了本能狂热。但他也不由诧异地质疑了一句:
“找我们帮你做实验?你不是实验满分的么?自己做不就好了?”
顾辙微微一笑:“我是打算做一些高聚氨基酸水合物的性能测试,需要测的成分配比非常多,实验室制取工艺也麻烦,肯定需要熟手帮我搞。”
顾辙心中,对于他即将要搞的那个隐形眼镜新材料发明,当然是有明确方向的。
但前世记住的那些专业数据,也不可能完全详尽到分毫不差。
打个比方,顾辙知道眼下比目前现有技术更有优势的隐形眼镜材料,是以“γ聚谷氨酸”为基底、加上几种甘油醚类交联剂的水合物。
但是,最后的成品材料里面、γ聚谷氨酸的聚合度要达到多少?聚谷氨酸和甘油醚交联剂、水合剂的百分比各是多少时,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或者至少能做到比目前市面上的隐形眼镜材料脱模精度更高?
这里面,往少了说做几百组对照实验都是有可能的。
顾辙之前参加实验考试的时候,能满分过关,那是仗着他作为重生者、而且机缘巧合前世对那年的全球总决赛考题怀着巨大怨念、反复练过、印象深刻。
论真实的化学实验操作能力,顾辙是不如奥赛时正牌省一、并且以实验操作拉开分差的孔超凡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顾辙做好实验规划、计划,让孔超凡帮他动手。
最好还是把吴丹青也拉进来,大家分组做同样的实验、只是把不同的配比任务分下去。这样对于将来保护顾辙的成果所有权,也是最好的。
因为在科技界,成果从来都是主要属于科研规划和实验设计的。
除非是非常难、没什么人能操作的牛逼实验,才有可能给操作者也分成果——
比如当年杨振宁李政道拿诺贝尔奖的那个成果“宇称不守恒”,需要做一个“观察钴-60原子核β衰变放出的电子的出射方向”的实验,
但杨李都是理论大牛、实验不太行,最后借助了吴健雄的实验操作。但拿奖的时候也没见吴健雄能分享诺贝尔奖啊。
除了这种极端特例,其他普通科研,实验操作者地位就更低了。
发现链霉素的UC伯克利的瓦克斯曼教授,当初就是提出了“在各种抗杆菌灰霉土壤中分离抑制结核杆菌抗生素菌株”的实验设计,独享了195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至于亲自操刀发现链霉素的那个研究生阿道夫.舒尔茨,他只是个根据瓦克斯曼教授实验计划具体动手的工具人,像他那样的工具人同组内还有很多。只是他运气好、他分离的那部分抗杆菌土壤里刚好有链霉素,怎么能把成果算给他呢?
阿道夫.舒尔茨还试图打官司告瓦克斯曼教授,最后法院判他屁都得不到——当初教授又不是没付工资,那只是两清的雇佣关系,需要人操作而已。
顾辙这也不算剥削人,至少他在开工资的时候,肯定比瓦克斯曼那种诺贝尔奖得主要慷慨。(按收益比例来说顾辙更慷慨,不是比绝对金额)
孔超凡和吴丹青也没妄想,他们也知道,这种基础的实验操作、反复的成分百分比试错,确实不可能要求太多。
所以几人就这么在饭桌上聊定了。
顾辙因为聊天,吃饭稍微慢了点,这时才心事尽去,把最后几口饭菜立刻扒拉完。
就在这时,食堂门口走进来几个同班的女生,其中一个比较五大三粗的,正是一个多月前去法院围观过顾辙官司的张涵。
她一看到顾辙,立刻小布跑过来跟他通风报信:
“顾辙!你最近都忙什么去了!上课也不见你积极,考试分数也没最好,听说有人不服你这成绩能拿邱成桐奖学金,去院办质疑你了。
还有人匿名在校内论坛上乱说话,说这事儿有黑幕,你这几天有空赶紧找一下郭导员解释一下情况吧。”
吴丹青闻言,也是脸色微变:“我是班长,我怎么都不知道?唉,顾哥,你看你,被我说中了吧。”
顾辙却依然气定神闲:“奖学金什么时候轮到一波考试成绩就能决定了,我不急,等导员找我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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