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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米!”
这句话只让众人无不是一愣,米!这王三当真是发财了可是?
“哟。你搁城里头,是拾着银子了,还是捡着金子了……”
“就是,这定是发财了吧!”
在众人的调笑中,王三一边用手拉着汗襟,想扇出些风来,一边说道。
“那是发啥财,都是借的!”
“借的?城里头那个财东借的?”
众人一听是借的,立即想到城里的财东。这乡下借粮都是借谷子,那有借米的。这借了米,得咋个还法?
“那是什么财东。是咱浙江巡抚老爷袁大人可怜咱们这些泥腿子,弄了个啥公司,借米给咱……”
“官府的米?你咋借的?”
“咋借?凭去年的税捐票借的,这不,去年交了多少钱的捐税,今年就能借多少米,不过家里的田数超二十亩的,就借不着了,而这可不是陈米,都是白花花的新米,他大爹,瞧你那身子虚子,给,抓几把,回家吃饱了,再去县里头借去……”
像是怕旁人不信似的,王三解开扎布袋的绳子,然后抓出一捧米来,只看那颜色,种了一辈子地的庄户人便知道,这是新米。
“这,这拿税票票就能借?怎,怎么个借法?”
杭州城巡抚衙门中,放下手中的茶杯,袁世凯看着造访的张謇,道出了借粮于民的最初想法。
“从小弟出抚台湾、又抚浙江以来,皆曾目睹乡间富绅如何通过高利贷盘剥百姓,而其盘剥者,尤以夏粮为甚,每每夏收之前,乡间贫农存粮耗尽,为以糊口不得商借高利贷,往往是借一还三,更甚者不得不典儿卖女,兄弟身为浙江父母,焉能视若无睹?任由乡间富绅如此盘剥百姓?”
虽说在袁世凯以“弟”自称,着实让张謇心下颇不是滋味,毕竟当年在朝鲜的其曾对他持弟子礼,虽说两人多年前于朝鲜时便已割袍断义,但或多或少的于张謇心中,依然将袁世凯视为“后辈”。
作为“江南名士”的张謇,此时已经没有了科考之心,毕竟现如今这朝廷的恩科,全只剩下了一个摆设,也正因如此张謇才会下定决心弃官从商,所以才会从京城返回江苏,而在做出这一决定的同时,张謇又主动写信与袁世凯复交,这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于政治的需要,因为此时的袁世凯已今非昔比,不再是当年于朝鲜时的那个名不见经传的营务处管带副营,而是身居浙江省巡抚的封疆大史,而有意投资实业的张謇自然希望争取得到袁世凯的支持,毕竟众所周知,当今中国论及新政,第一是东北,第二既是浙江,纵是直隶、湖广亦无法与之相比,可以说现实的需要融化了私人间的恩怨。
对于曾经的“半师半兄”主动写信重拾旧谊,袁世凯自然是欢迎之至,更在回信时主动邀请他来浙江,在张謇从天津乘船来到杭州后,他更是亲自到码头迎接这位旧友,只不过再也不持弟子晚辈礼,而是持以兄弟之礼。
“嗯,确实,确实……”
提及高利贷盘剥,张謇的神情显得有些复杂,这也难怪张家于南通也是大户人家,岁岁也是用这青黄不接之时谋以重利。
“不知慰亭的这个官借于民,又是如何借法。”
“十进六出!”
提及此,袁世凯那张看似颇为憨厚的脸庞上露出的尽是悲天悯人之色。
“所谓十进六出,虽看似得利四成,但相较乡间相借三倍之高利,已经算是薄利,如此一来,百姓可于青黄不接之时,得以糊口之粮,而官府亦可籍此得四成之利,纵是扣以成本,亦可得三成之利,再则……”
话声微微一顿,袁世凯又继续说道。
“这粮食公司除向百姓相借官米外,亦能于丰年收购粮食,抬高粮价,避免谷贱伤农,可于灾年购进粮食平抑粮价,毕竟这所谓丰年,不过只是一地之丰,所谓灾年亦只是一地之灾……”
在袁世凯的解释中,张謇的双目睁大,面上全是不可思议之色,若当真如此,那可当真是活民无数了,但另一方面,如此一来,那乡间富绅又当如何处之?
“当然,于官府而言,粮食公司所获银利,可用于新政,就以今年来说,虽说粮食公司新办,然却已借出值300余万两官米,以此计算,仅此一项官府可得银利既可达百万两……”
当然袁世凯并没有提及这些大米皆是相比江浙米更为廉价的安南米,实际购米成本甚至不及两百万两,即便是加上运费、损耗,亦不超过250万两。
“慰亭,如此借粮于民,恐惹乡间富绅对此多有不满,这又如何是好?”
张謇不无担忧的言道一声,尽管明知道,现在那些乡绅无法像过去一样,通过于朝中任职的乡亲给袁世凯施加压力,但无论如何,毕竟自古以来,官府都是依靠乡绅统治一地。
“其纵有不满又能如何?”(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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