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血债必须血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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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是与韩琦并称于世的三朝元老重臣，有定策英宗、两盟辽国的特殊功绩，早年还与范仲淹、韩琦等人共同主持过庆历新政。

但其人晚年却由新转旧，极力反对神宗皇帝主导的熙丰变法，临终前都不忘上书神宗皇帝割地于西夏以休兵息民，成了旧党的旗帜人物之一。

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执政的新党宰相章惇便以“弼得罪先帝”，蛊惑哲宗皇帝免除了富弼配享神宗庙庭的资格。

赵佶登基并启用蔡京为相，一直打着继承其父神宗皇帝遗志以继续变法的旗帜。

毫无疑问，即便富弼已经过世多年，也仍是教主道君皇帝必须打倒的政治敌人。

现在，天子却突然下诏录用富弼的子孙。

很明显，这并不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而是释放强烈信号的政治大事件：

教主道君皇帝要进一步放开党禁的限制，逐步允许“元祐党人”参政，大宋将再度回到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美好时代了！

不过，当今天子手腕了得，登基二十余年来，利用党争将朝中臣子换了一批又一批，即便四掌相权的鲁国公蔡京也被其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由此，导致大宋臣子们对皇帝心生戒惧。

赵佶要想赢得臣子们的迎合，并最终形成决定人心向背的力量，尚需要更多行动和时间来证明。

教主道君皇帝也非常清楚这一点，这之后便动作不断。

先是下诏，命各路、州监司和守臣向朝廷举荐贤才，勿使野有遗贤。

紧接着前往方泽，继续发挥自己的特殊专长，主持盛大的祭地仪式，召请天地神灵庇佑大宋国运万载。

三年一度的南郊祭天大典等不到了，只能选在方泽祭地。

此举不仅仅是为了制造神迹鼓舞民心，重头戏在祭地仪式后的封赏。

些许钱财和冷猪头肉之类的赏赐不算稀罕，稍微混得好点的臣子都不太在意这个，但天子下诏恩荫官员子弟五百余人，绝对诚意十足。

一番利益输送下来，大宋的臣子们终于看到了官家这一次是真的要振作人心，并积极做出了正面回应。

三月十九日，太傅、楚国公王黼率众臣敬上尊号为继天兴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

教主道君皇帝虽然以自身功德浅薄为由婉拒了臣子们的好意，但经此事后，朝堂上下明显和谐了不少

就在东京城中上演君臣同心共度时艰的戏码时，河东路宣抚使王安中却不合时宜地送来急奏，惊醒了教主道君皇帝再塑大宋强盛国运的白日梦。

数日前，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司移文大宋河东路宣抚使司，质疑大宋没有严格履行两国关于归来人的协议，要求河东路宣抚使司打开边境通道，放同军入境清查。

急奏入京，教主道君皇帝煞费苦心才安定下来的开封人心再度大乱。

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司只是地方机构，没有外交权力，正常情况下，大宋完全可以对这个无理要求不予理会。

但傻子都知道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张叔夜绝对没胆子擅启边衅，这件事背后只可能是大同朝廷的授意。

至于这样做的目的？

可能，也许，应该是防止大宋朝廷过度反应，引发两国全面战争吧？

尽管大宋朝廷现下既没有胆子，更没有实力与同军全面对抗，其实更怕大同与本国全面开战。

但现在显然不是纠结大同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

以正乾皇帝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必有后手的习惯，大宋此时就不该想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而是集中精力应对接下来的危机。

实话说，这一次大宋朝廷真的被冤枉了。

当初，将门主导的太原府救援战大败，大宋就立即与大同签署了割让汾州以北土地的协议，其中便包含原辽籍归来人问题的处理。

根据两国订立的协议，大宋要公开惩治擅自招诱、残害大同百姓的官员，相关结果须以国书形式报给大同，并负责找回仍然流落河东路南部各府州的大同百姓。

协议签署后，教主道君皇帝就以尚书左丞王安中为庆远军节度使、河东路宣抚使知隆德府事，全力督导河东路各州府认真履行两国协议。

王安中很清楚自己这趟差事就是替朝廷背黑锅，其人走马上任后，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即深入州县，亲自督导归来人之事，不可谓不卖力。

但以赵宋人浮于事的官场恶习和官绅勾结的现实，上面的相公老爷抓得再紧，下面具体办事的官吏也有的是办法做表面文章。

结果，王安中腿都跑细了，亲自督办了月余时间，除了清出几个被人陷害的地主老财和不会为人的丘八、小吏外，再无所获。

这样的结果也就勉强糊弄得过且过的大宋朝廷，可要是就这样报给大同朝廷，你说正乾皇帝会满意，还是不满意？

另一方面，北面同军的行动却极其迅速。

太原府之战后仅仅月余时间，同军就逼降府州折氏稳定了后方，转而陈兵边境，随时都能再次发动战争拿下整个河东路。

而大宋朝廷直到这个时候还没能处理好因兵败而造成的人心浮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整顿内部，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给大同开战的借口。

收到河东宣抚使司急报，教主道君皇帝一日之内连下三道圣旨，催促王安中务必要办好归来人之事，万不可给大同出兵大宋的借口。

天子就差挑明了说河东路的安稳直接决定大宋的国运，王宣抚若是完不成朝廷交办的任务，就是致大宋于万劫不复之地的历史罪人。

王安中被逼急了眼，只能揪出几个之前应对同军南侵时最积极主动下令屠杀归来人的文武官员，作为“残害大同百姓的官员”上奏朝廷。

显而易见，此举不仅起不到整治官场风气的作用，还会寒了忠臣义士之心。

为了大宋江山社稷不惜己身和身后名的臣子却被自己拼命保全的朝廷出卖，这是何等荒唐的事，以后还有谁敢为这样的朝廷卖命？

但大宋别无选择，明知饮鸩止渴，也得先解决了燃眉之急再说。

关键时刻，老迈的公相鲁国公蔡京站了出来，说出了宰执们的心声：真要杀人也只能杀武将，绝不能杀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