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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轩最终还是决定见一见扎米亚京。
反正他以后不会来苏联了,也不依靠苏联的救济金生活,没必要顾虑太多,想的越多越办不成事,有时候就是自己吓自己。
难道苏联当局会因为他见了一位颠覆分子就把他关押起来么?
这显然不可能,他是外国人,会升级为外交事件,把事情闹大。
而且,他想取得扎米亚京作品中文版的授权,让扎米亚京的小说在中国出版。
扎米亚京能成为彼得堡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著名作家,自然不是浪得虚名之辈,他的小说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此时的扎米亚京并没有停止写作,而是继续创作。
虽然遭受迫害,却也有极少的出版社支持他,试图出版他的书籍。
但无一例外的遭到了失败,任何想要发表他作品的出版社都会受到严厉的批评。
他的书籍在学校图书馆被严禁外借。
他是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的编委会成员,这家出版社冒着风险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
他依靠在出版社对青年作家的作品做校对工作获得微薄的收入。
其实,他只要认真检讨,承认错误,再写几部讴歌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小说,以他在苏联文学界的地位,想要重回巅峰并不是难事。
不过,他是一个“凭良心又不按命令写作”的人,他不认为自己有错。
林子轩带着蒋京国来到扎米亚京的住处,他是以上海万象书局的名义前来,想和扎米亚京谈谈中文出版的问题。
和这个时代大部分苏联知识分子类似,扎米亚京的生活颇为潦倒。
他四十多岁,和妻子住在一间不太宽敞的房间里,家里陈设简单,身上衣衫破旧。
扎米亚京曾经在英国生活过,还用英文写过小说,在交流上没有问题。
刚开始他极为警惕。声称自己没有在国外出版小说的打算,直到林子轩说了自己作家的身份后才让他放松下来。
只是,他还是不知道林子轩是谁,写过什么作品。
林子轩的小说和报道不可能出现在苏联的报刊上。除非是苏联需要批判林子轩的时候才会大篇幅的报道他。
扎米亚京觉得林子轩说的不像是假话,或许认为政府不至于用一个中国人来诱骗他。
接下来的交流轻松不少。
他不承认《我们》这部小说是讽刺苏联当局,他想表达的是对未来的一种担忧,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而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时期的苏联虽然有着诸多问题,却还没有到那种抹杀一切个性的地步。
扎米亚京给林子轩讲了一个故事。
一只公鸡有个坏习惯,它每天清晨都要比别的公鸡早叫上一个小时,这让公鸡的主人很尴尬,于是,那位主人只好砍掉了那只公鸡的头。
“我就是那只有坏习惯的公鸡。”他自嘲的说道,“我的小说提出的问题太早了。”
但扎米亚京并不后悔。
他不认为自己有错,他写小说揭露苏联当前存在的弊端,是因为他爱这个国家,想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这是作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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