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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四月份,林子轩收到了胡拾的一封信。

信中介绍了他的一种政治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好政府主义”。

这个政治主张认为只要好人有奋斗精神,中国的“优秀分子”加入政治活动,中国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在实践活动上,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作为改革政府的第一步,并提出改革政治的三个基本原则和6项具体主张。

即:“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

在召开旧国会、制宪、裁兵、改良选举制度、财政公开等六个条件下实行南北议和。

胡拾联合了其他十五位社会知名人士,准备把这份《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在杂志上,期望引起社会的关注,进而改变这个时代的政府。

这些人包括北大校长蔡元赔、北大图书馆主任李达钊、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陶形知等人。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都具有留学的教育背景,不满此时政府的现状,想要有所改变。

这是胡拾酝酿多时的一种政治主张。

早在1921年6月,一位安徽的政客来拜望,谈话间,胡拾便提出“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了,后来在演讲中也多次提及。

他写信给林子轩,是想让林子轩认同这份主张,在下面共同署名。

如此发起一场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革。

这是因为此时林子轩在国内文坛的影响力大增,有了让胡拾重视的资格,特别是林子轩在美国的名声,可以让他的主张更具有国际性。

林子轩对此颇为犹豫。

胡拾写信给他,说明在北平的那个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圈子接纳了他,把他当作了自己人。

但他知道胡拾的这份主张太过理想主义,根本行不通,后来好像还被鲁讯讽刺了一番。

这也是胡拾和鲁讯两位新文化领袖人物闹翻的开端。

以前,两人互相称赞过对方,不过随着各自的主张和道路的不同,两人越走越远。

署名代表着立场,代表着站队,不能不慎重对待。

在这个年代,新闻界议政之风盛行,从西方传进来的各种思想、主义都有市场,比如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

林子轩不愿意触碰政治,他内心里对此有很深的抵触。

然而,如果拒绝了胡拾,这份交情恐怕就淡了。

他倒不是害怕胡拾,而是以前胡拾帮过他,这就是人情,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他把胡拾的主张认真的看了一遍,发现除了过于理想化,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外,倒没有太大的问题,重点在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参政议政的权利。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提出这个主张颇为大胆。

老实说,北洋政府其实就是军阀统治,也就是军人干政,胡拾的主张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根本行不通。

事实证明,1922年9月,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的军阀吴佩浮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操纵政局。

他为了不被国人认为是军人干政,就推行了胡拾提出的“好政府主义”。

于是,以王宠晖为国务总理的“好人政府”成立,但这个政府不过是吴佩浮的傀儡罢了,只存在72天就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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