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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万、哪怕是美元,在三十年后的绣城也许连个区长都见不到。
但是如果换成1984年,别说是绣城市长了,就是魔都市长说不定都可以谈笑风生一番。
所以,王以纯对胡文海和胡解放爷俩的姗姗来迟,至少在脸面上是一点异色也没有。
这不奇怪,虽然他抛出来的貌似只是个换汇的协议,按照官方牌价将胡文海手里那三百万美元换到市府手里而已。但是别忘了,在此时中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也就是不看市场供需关系,我外汇管理机构说怎么换就怎么换。
这种体制,无疑保证了国家对外汇的管控力度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想。但相应的,却制造出了一个无可避免的问题,那就是市场需求的脱节。
出口物资获得的美元,在外汇管理体制下必须如数汇回国内。各地的进出口公司和各种产品的专营进出口公司,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政策的实行。任何出口物资但是不将外汇汇回国内的行为,都是名为“逃汇”的非法、甚至犯罪行为!
国家手里有用固定汇率换来的外汇,却不可能再按照官牌价兑换出去。不然以当时人民币的实际币值,一夕之间恐怕就能被人扫光外汇储备。
所以,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能够用官方固定汇率在外汇管理机构换取外汇,是极其稀罕的事情。
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却是与日俱增。这就促使了外汇黑市的存在,各地人行外面的某条胡同里,也许就有人在宛若十几年后的光盘小贩一样,拉住每一个行色匆匆的人,问上一句:“同志,有外汇吗?”
虽然国家对外汇的管理是如此严格,但财富和利润的魔力是无穷的。既然汇率和实际购买力之间,拥有极大的、数以倍计的价差,当然就会有人将目光投向这里。
在八十年代,进出口公司是出了名不差钱的好单位,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进口的权力。手拿其他企业出口换回来的美元,一部分上交国家,然后剩下的则进口外国商品。
比如说某纺织厂从进出口公司委托出口了一百美元的商品,进出口公司支付给纺织厂官牌价兑换的人民币。然后这一百美元一部分送到国库里做外汇储备,剩下的美元则换成诸如汽车、电子产品、奢侈品之类的进口商品,送到社会上转手就是十几几十倍的利润。
不用远了,就是在1984年,琼海省便正在以其特区能够绕开计划进口的优势,发动全省疯魔一般的进口了十万辆以上的汽车,动用全国各地地方存留外汇5.7亿美元。以一个省委书记的代价,在这场炒卖外汇的盛宴狂欢中,完成了HN省改革开放的原始积累。
不用说,王以纯当然打的也是这个主意。绣城没有HN的特区优势,他王以纯也没有雷宇不要乌纱帽的觉悟,但打打擦边球还是没问题的。
不过此时的中国,哪里有出口技术换汇的机会,从来都是出口原材料、农产品、手工或者轻工业品之类实物换汇。
1984年的中国,别忘了连专利法都还没有实施。那么中国公民转让外国专利产权,所得到的外汇究竟应该怎么处理?这里面可操作的余地,还是很大的。
如果三百万美元能够落入绣城市府的口袋里,换成各种进口商品到国内,倒手说不定就能变成三千万人民币以上。
而如果略有长远眼光,从国外进口先进的生产设备,或许就能让市里几个陷入困境的重点企业起死回生。
“胡厂长回来了!”
当胡解放推开自己家的大门,就看到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连。他在市里几次大会上,远远的看过王以纯几次,但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欣赏过他的笑脸。
“胡厂长培养出一名非常优秀的儿子啊!”王以纯不顾自己的市长之尊,亲热的抓起胡解放的手主动的晃了起来。
“哪里,他一个孩子有什么本事……”
胡解放有些受宠若惊,背后直呼其名是一回事儿,当面被一名地级市市长降阶相迎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来来快坐,这是你们家里的私事,还得你们自己拿个主意。”王以纯竟然干脆反客为主,将胡解放按在了自家椅子上,然后将自己那份代替胡文海兑换外汇的方案,不厌其烦的又拿出来说了一遍。
“没说的,既然市里有安排,当然按照组织上的要求来!”胡解放这觉悟实在没的说,王以纯说完自己的方案,当即问都不问就要拍板定了下来。
但是旁边萧野芹却急了,伸手就拽了胡解放的耳朵,气道:“好啊胡解放,我们全家谁都不敢单独拿主意,就等你回来商量着办。你倒好,几百万美元这么多钱,你自己一个人一张嘴就定了?你问过我、问过公公,问了文海吗?你行你赚三百万美元回来,你要怎么花我们全家都没意见,你有这个本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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