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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名声由此刷满,不过数年间,继升东监直讲、知谏院、翰林学士,与欧阳修、宋祁共修《新唐书》,成为史学大佬,与司马光成了亲密战友。
其后请仁宗立太子,前后上书十几道;宋神宗想任司马光枢密副使,王安石任宰相是,范镇连上五道奏章,明确反对变法。
反对李定任命时,还和苏颂一起罢官。
罢官后,范镇乐得玩起老本行,除了历史,音乐是他另一个研究方向。
致仕之后,更是潜心于此,有了苏油提供的商周古代乐器,范镇终于制定出了准确的黍尺,并且研发出多项基于物理学发现的音乐工具,如律尺,龠名、升斗、豆区、躏斛等,最后定准黄钟。
苏油的十二平均律其实只解决了音律的升降问题,其后和司马光一起,根据周代太簇之钟推算黄钟,算是一项可喜的进展。
而随着商周考古不断地取得新发现,各种古代乐器的不断出土,范镇经过对比,发现因为周人的铸造技术不够精密,之前靠太簇孤钟确立的黄钟律,其实也有些偏高了。
经过重新考证和计算,范镇在临终之前,终于完成了这项大业,定出了华夏最正统的“黄钟大吕”,临终叹息道:“此去必屈司马十二于地下也。”
范镇与司马光两人,从年轻时就是好朋友。
司马光的夫人是原礼部尚书张存的三女。婚后司马光常常不进卧室休息,独身在书房里过夜,头枕警枕睡觉。
范镇上门来访,夫人便告状,说司马君实丢自己独守空房。
两人的关系,好到夫人都敢投诉自家夫君不跟自己同房的程度。
两人议论如出一口,而且约定生则之为作传,死则之为作铭。
后来两人也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司马光生前为范镇作铭,范镇为司马光死后作传。
但是在学术方面,两人却从来都是据理力争丝毫不让。
关于朝廷乐律度尺的法令,范镇和司马光反复讨论诘难,光书信往返就达数万言,从在秘阁和台谏任职时,一直争到了司马光去世。
遇到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两人就靠下棋来决胜负,司马光一把也没有赢过。
司马光留守在西京洛阳的时候。范镇去看他,只带了自己的后辈范祖禹,去帮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带了《布衾铭》,司马光告诉司马康自己死后就盖这个;还带了八篇乐论,大家继续抬杠。
那一次独乐园会,是苏油第一次见到这位老人,但是范镇对苏家的大恩,早起于苏轼苏辙考礼部试的时候,当时录取二苏的阅卷官,就是范镇、欧阳修、梅尧臣。
之后范镇推举苏轼为谏官,可惜苏洵去世,苏轼丁忧。
谢景温污蔑二苏利用回京官船贩卖私盐,范镇力为辩白。
熙宁十年,苏轼自密州返京,被阻止于京外,改任徐州。
范镇让大苏就寄住于自己在城东郊外的园子里,整整呆了两个多月。
乌台诗案,范镇虽然已经致仕,依然上书力救三苏,被连累罚铜二十斤。
十二平均律在朝廷得用,标志着理工之学开始影响礼制与政治,成为显学。
而这重要的一步,也得力于赵忭、范镇和司马光的大力推崇。
因此苏家人上下,对范镇都异常感恩,皆称“二丈”而不敢名。
范镇胸襟开阔,洞察力极强,在政坛上一贯有高处着眼,大处着力的作风。
其奏章上疏论政,反对冗官,要求军政、行政、财政三个系统亟须通气协调,不要互不相知,各行其是;
特别要求赏民养民,增强国力,方能有效抵御外侮。
否则“臣恐异日之忧,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民也!”
即便到了千年以后,历史学家们评论宋代政治得失,多言“三冗”,即冗官、冗军、冗政,却空以为大宋繁华,很少从积贫积弱、贫富差距这个角度思考,曾不如千年前一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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