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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班马优劣,或者说之所以可以讨论班马优劣,原因在于司马谈、司马迁迭为太史公,班彪、班固都专心史籍,班固更是受皇帝之命撰述《汉书》,两者都是史家;《史记》、《汉书》又同在史部的正史之列。这是我们讨论两者优劣的基石。班、马所撰《汉书》《史记》双峰对峙,并称史学巨著,然而两者各有所长。概而言之,以体例论,《史》发凡起例,启百代之先;《汉》完善定型,创千秋之业。以内蕴论,《史》明天人之分,《汉》主天人感应;《史》通古今之变,《汉》调上下融洽;《史》成一家之言,《汉》尽圣人之道。以人物论,《史》明善恶,《汉》辨忠奸;《史》重传情,《汉》重传事;《史》重为人,《汉》重为文;《史》爱奇,《汉》重实。以文章言,《史》神明变化,《汉》严缜绵密;《史》趣÷阁端含情,《汉》不甚动情。”
——这就是挖坑。
我承认《史记》厉害(当然,不承认也不行),什么“发凡起例”“神明变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该说的我都替你说了,你好意思当复读机,把我说过的好话再捡起来重说一遍么?而且你也认识到《汉书》不是摆设,它和《史记》应该是环肥燕瘦,各有风姿,互有长短,而不是《史记》一骑绝尘。你说对吗?
听到江水源的立论,评委席上周执笏等人眼睛一亮,互相对视了几眼,然后微微颔首,一副心有戚戚的样子。台下观众绝大部分都听不懂江水源满嘴的之乎者也,不过不要紧,那一连串气势磅礴、对仗工整的排比就像相声里的贯口、美声中的花腔,让人不明觉厉,忍不住想拍巴掌。
但江水源根本不给观众鼓掌的机会,毕竟鼓掌也是要占时间的,他的时间可不能浪费:“但我们认为班优于马,原因在于司马迁好奇而班固雅平,故《史记》芜杂而《汉书》纯正。具体而言,《史记》尚有战国纵横家习气,多奇谲纵横、权谋之术,类似先秦诸子,为正史与杂记、辞赋的杂糅;而《汉书》则不激不厉,纯然史家趣÷阁法,范晔称赞说‘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亢,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此其一。
“其二,《史记》体例不纯,用班彪的话说,‘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刘知几也批评说‘其所载,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不像《汉书》全书体例统一,‘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兴废,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成为后世历代撰述正史的楷模。
“其三,《史记》有违怨而不怒的圣人之教、中庸平和的尊经之旨,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而贱守节而贵俗功。早在西汉,扬雄即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东汉建武四年,范升上书指出‘《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到三国时,谯周也认为司马迁‘或采俗语百家之书,不专据正经’。而班固的《汉书》则‘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纬《六经》,缀道纲,深合教化之意。”
说《史记》不好,尤其说它不够中庸平和、有违圣人之教,放在别的地方绝对是妥妥的毒点,能被吊打一百八十个姿势不重样!
什么叫不够中庸平和、有违圣人之教?分明是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思想先进,包容并蓄,兼容诸家又自成一家,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批评精神,富含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用正义的观察、怀疑的精神,谴责了封建社会的残暴统治,歌颂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怎么到了您这儿反倒变成了反面教材?
要是换了别的地方,江水源也不敢这么说,因为绝对会被喷得体无完肤。可到了国学论难赛场上,不仅要说,还要旗帜鲜明地作为分论点。原因就在于这是“国学”论难!
何谓“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中华传统学术无论你怎么分科分类,都必然以儒家为主、经学为先。舍儒家、五经而谈国学,就好像离开力热声光电而谈物理、离开元素物质而谈化学,绝对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古时候敢这么离经叛道,否认中庸平和、圣人之教的可没几个。更何况这是“国学”论难,刚才那些思想、精神和人文关怀可都属于违规内容,就算你敢这么想,你敢这么说吗?
江水源正是捏准了这一点,才敢大张旗鼓亮明观点:有本事你们就批驳试试,要是能不违规,算你们今早上刷牙刷得干净!
“正是综合以上三点,所以我方认为班优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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